《论语》中最难理解的一段文字
发布: 2010-7-01 17: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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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青在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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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乡党》篇末章被认为是最费解的文字，历来无确解，也未受到一般学人的重视。但是实际上，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字，而以往的注解，却不尽人意。
该章除了文字本身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意义的理解问题。通过该章的解读，能说明一个道理，就是文字的解读与意义的理解是紧密相关、不可分开的，是以理解其意义为依归的。也就是说，一方面，意义以文字为载体，靠文字来说明；另一方面，能否正确理解其意义，又关系到文字解释的正确与否。这也就是所谓义理与训诂的关系问题。
为了说明这个道理，先考察一下历代主要注家是怎样注解该章文字的。
该章的全文是：
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。曰：“山梁雌雉，时哉时哉！”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。
现存最早的《论语》注本，是三国·魏国何晏的《论语集解》（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），他是这样解释的：
他首先引用马融之说，解“色斯举矣”为“见颜色不善，则去之也”.又引周生烈之说，解“翔而后集”为“廻翔审观而后下止也”.对于孔子所说的“山梁雌雉，时哉时哉”这句话，则解释为“言山梁雌雉得其时，而人不得其时”的感叹。最后，解“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”为，“子路以其时物，故供具之。非其本意，不苟食，故三嗅而起也”.意即子路以为雌雉是时令之物，故捕杀之而供孔子食用，但这并非孔子本意，孔子“不苟食”,故三嗅其气味而起。
观其全章注解，其中心意思是，孔子借山中雌雉之“得其时”,感叹“人不得其时”.但未说明，“举”和“翔”是指孔子，还是雉鸟。
此后，南朝梁代皇侃的《论语义疏》和北宋刑昺的《论语注疏》，则在何晏注解的基础上，做出进一步解释。皇侃解“色斯举矣”为“谓孔子在处者见人颜色而举动也”,解“翔而后集”为“谓孔子所至之处也，必廻翔审观之后乃下集也”,即都是指孔子的出处行止而言。皇侃还将何注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，增加了一些议论和发挥。如“人遭乱世，翔集不得其所，是失时矣”之类。对“三嗅而作”则发挥说，孔子若直接表示不食，恐子路生怨，若随子路之意而食之，“又乖我本心”,故“先三嗅气而后乃起”.倒是有一点，其解释很有意思，就是描述了雉鸟的性情。如“不以刚武伤性，雉之德也”.（引顾欢说）。“雉之为物，精儆难狎”,“雉性明儆，知其非常”（引虞氏说）。这可能是孔子不苟食的又一个原因。
邢昺之疏，引用了孔颖达的《论语正义》，直接点明“孔子行于山梁，见雌雉饮啄得所”,即走进山中，亲自看见雌雉，因而触景生情，“感物而叹”,重点仍在“人不得其时”上。对于“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”的解释，基本上与皇侃《义疏》一致。其他各句，则是顺着何注的意思说下来，其借雉鸟以比喻“人不得其时”的主旨，根本未变。
这些注家，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解释呢？从文字上看，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。
其一是，《乡党》篇主要是记录孔子的个人生活、饮食起居和日常礼节的，涉及到社会政治处境和人际关系。因此，注者很自然地将该章的叙述与人的社会境遇相联系，更直接地联系到孔子对“不得其时”的感叹，未曾想到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。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，山梁雌雉只能是用来做比喻的工具，没有其他任何价值。邢疏虽然指出，孔子行于山中，见雌雉“饮啄得所”,引起孔子的感叹，但其根本立足点，还是说明人间遭遇问题，并无其他意义。
其实，《乡党》篇中的内容，并不限于社会处境和人际关系，还记录了孔子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言行。最着名的例子就是“迅雷风烈必变”.迅雷烈风是自然界的现象，但是，与人类的活动有密切关系，因此，孔子遇到这种情况时，必然改变态度和颜色，表现出一种很深的敬畏之情，其中包括了孔子天人之学即人与自然关系学说的重要内容，这就是“畏天命”.我们所讨论的这一章，实际上就是讲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，更具体地讲，是人与自然界的生命的关系问题，不是讲人的社会处境和际遇问题。
孔子讲人间遭遇的地方很多，都不是在《乡党》篇，而且都是直接表述，没有、也用不着如此曲折、隐晦的方式。该章全文不仅没有人之得时不得时的任何表述，就连这方面的提示也没有。其所描述的，是孔子亲眼所见，亲身所感，直接叙事。确实发出了人生感叹，但这是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出的感叹，与人之得时不得时并无直接联系。
其二是，从语言文字的结构上看，《论语》有很多篇章，其开头的叙事方式，大都有“子曰”,《乡党》则省去了主语，但一看就知道是指孔子。该章开头也无主语，注者便认为，“举”和“翔”的主语是指孔子。但《论语》中的这种叙事方式，并不是必然定则，如果说，省去主词是一种叙事方式的话；那么，究竟以何者为主语，则要依据其语义而定，要看具体语境。这样的例子，并不是没有。就该章而言，后来的朱熹，就做出不同的解释。朱熹解释“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”说：“言鸟见人之颜色不善，则飞去，回翔审视而下止。”见人“颜色不善”之说，仍沿用了邢昺之说，但其最大的改变是，此处的“举”和“翔”,都是指雉鸟，而不是指孔子。这无疑是正确的。“举”者举行、飞起，“翔”者飞翔、廻翔，用在鸟儿身上很恰当，用在人身上则很勉强。“集”字也是如此。“集”之本字是群鸟落在木上，亦可解作集落某处（如桥梁或山梁）。孔子的行止（虽有弟子跟随，但主词是指孔子本人），不宜说“集”,作“翔集”或群集讲，似不恰当。其实，皇侃也意识到这一点，因而引虞氏之说，“此以人事喻于雉也”,即以雉鸟比喻人事。但即使如此，仍觉不妥。
此外，在章节安排上，注者将该章与上章“升车”云云，连在一起，说明“举”和“翔”是指孔子之行止，而“时哉”之叹，是孔子说自己。但是，就语境和语义而言，该章与上章“升车，必正立执绥，车中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指”并无任何联系，既无语法上的联系，也无内容上的联系，更无逻辑上的联系。皇疏引缪协之说，将二者硬性联系起来，说什么：“自‘亲指’以上，乡党恂恂之礼，应事适用之迹详矣。有其礼而无其时，盖天运之极也。”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，很难令人信服。
其三是，利用文字的多义性，做出了符合注者意思的选择。最主要的就是，将该章中的“共”字作“供”字解，是供给、供养之义。所谓“共具”,就是作为食物供孔子食用。与此相联系的是“嗅”字，注者解作用鼻子闻嗅，于是，“三嗅而作”,就被解释为孔子再三闻其气味而起身不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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